亚投行投资地域榜

  时间: 2018-1-18

  2016年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开业,这是全球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在开业仪式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为亚投行标志物“点石成金”揭幕,寓意亚投行将不断创造奇迹,推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如今,亚投行已然创造了不少奇迹。两年来,亚投行的“朋友圈”不断扩大,成员数从57个增至84个。两年来,亚投行在12个成员国开展了24个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项目贷款总额42亿美元,撬动了200多亿美元的公共和私营部门资金。两年来,亚投行高效地开展了建章立制和组织架构搭建。“我总要走的,接替我的人能不能坚持操守?”在行长金立群眼里,制度才是第一位的。
  最终,亚投行先后获得全球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及惠誉的AAA信用评级。能拿下AAA信用评级是对银行的管理,特别是风险管理综合考察的结果。这样的肯定给了亚投行更大的动力,因为“3A评级任何时候都可以下调,我们需要不懈地努力”。
  在金立群看来,让亚投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机构,而且比现有的机构做得好,才是中国最大的成功。“这个机构做好了,将来中国再提出各种倡议,才会有热烈响应,因为你‘言必行,行必果’。”
  同样收获“热烈响应”的,还有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两年来,亚投行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了可观的资金。金立群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亚投行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伙伴,‘一带一路’符合我们的投资宗旨和方向,所以我们义不容辞地支持。”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无论是亚投行还是“一带一路”倡议,都在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升它们的话语权。(赵海建)
  两年前的1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投行开业仪式上说,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开业,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具有重大意义,顺应了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演变的趋势,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筹建亚投行的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先后提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不到两年时间,亚投行锁定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拉美五大洲的57个创始成员国;又一个两年,亚投行成员总数从57个扩大至84个。当发达国家纷纷宣布加入时,打造一个由中国引领的新型多边国际机构不再是纸上的华丽蓝图。
  两年来,亚投行高效地开展了建章立制和组织架构搭建,稳步扩大贷款投资规模。截至目前,亚投行在12个成员国开展了24个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项目贷款总额42亿美元,撬动公共和私营部门资金超过200亿美元,为促进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和互联互通提供了重要动力。
  翻开国际金融治理崭新一页
  “亚投行是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补充,而非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非颠覆。” 在最初的一片惊讶和疑虑声中,亚投行行长金立群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
  不可否认,亚投行的诞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随着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演变,中国正在由“接受国际规则、融入体系”走向“参与规则制定和体系构建”,亚投行在这场变革中应运而生。
  长久以来,欧美在现代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陷于低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15年,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78.7%降至56.8%,而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则由19.0%上升至39.2%。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
  遗憾的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却未能恰当反映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新兴市场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进展有限而颇为失望,提升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的诉求高涨。
  “国际社会期待中国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发挥作用。中国一方面改革旧的经济秩序,推动世行、IMF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一方面建立新的机制,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 北京外国语大学助理教授、全球化智库CCG副研究员顾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2016年,亚投行的成立,标志着国际金融治理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客观上倒逼了IMF的份额和投票权的改革。
  2015年12月,美国国会批准了搁置五年的IMF改革方案,IMF份额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约6个百分点。几乎同期,人民币获批加入SDR,成为继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之后加入SDR货币篮子的第五种货币。
  在两年前的亚投行开业仪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倡议成立亚投行,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
  亚投行的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中方认缴额为297.804亿美元(占比30.34%),投票权占总投票权的26.06%。“中国在亚投行作为第一大股东,是根据其在亚洲地区中经济的体量确定的。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不是特权,而是责任,是担当。”金立群此前公开表示。
  “中国不搞‘一股独大’,不主张控制、主导、霸权,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完全以投票权定,这与美国在IMF、世行等国际多边机构的做法是不同的。中国主张合作共赢,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来建设亚投行。”顾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倡议方,除按期缴纳股本金之外,还向亚投行项目准备特别基金出资5000万美元,用于支持欠发达成员国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准备,英国与韩国也分别捐款5000万美元和800万美元。目前,该基金已批准170万美元,支持位于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两个项目。
  中国写照:“言必行、行必果”
  “这两年来我们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是,(亚投行作为)中国倡导建立的机构,越来越让人们感到中国是‘言必行、行必果’。如果亚投行成立之后没有按照承诺的去做,别人怎么会来呢?”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专访时,金立群说。
  “不断超出预期”是亚投行给人的印象。“我们最早预测,比较理想的情况下,至少会有20来个国家加入。” 金立群曾这样对媒体表示。最终,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
  经过4次扩容,亚投行成员已增至84个,涵盖了17个G20国家,14个欧盟成员国。27个域内外新成员陆续加入,这不仅代表国际社会给亚投行投下的“信心票”,也说明更多的国家看到了中国与亚洲的能量和发展潜力。在它们眼中,仅亚洲基础设施巨大投资需求,便可照亮这个新兴国际多边机构的前途。
  亚投行的实力从充裕资本金可见一斑。“亚投行实缴资本高于世行。亚投行实缴比例高达20%,实缴资本为200亿美元。而多年来,世行的实缴比例一般不超过5%—10%,例如2017财年为6%左右,实缴资本为161亿美元。”顾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这意味着,亚投行从一开始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多边金融机构之一。标普在报告中称,如此多的国家和地区以庞大的资金一起支持一家新成立的机构,本身就表明将来亚投行会获得持续的支持。
  “资本金高是一方面,关键还是取决于银行的运作,我们这个机构真正是按照国际标准来运作的。”金立群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过去两年,亚投行不断完善体系和制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贷款业务等各项制度逐步到位。
  合作版图的不断扩大,表明这个新兴国际多边机构的理念、治理结构和发展势头为国际社会所认可。但在筹建阶段,国际上不乏质疑:中国倡导建立的机构,能否遵守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治理原则,能否按照“最佳实践”运营?
  “我强调的是,我们所讲的国际最佳准则,是吸取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发展经验。最佳准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要不断地完善,”金立群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称,“如何来建立一个高效的国际多边机构?它应该有新的面貌、新的运作方式,而不是克隆一个现有机构。”
  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杜大伟看来,现有多边开发机构并不完美,过于繁文缛节的项目评估流程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已不再向多边开发机构寻求融资。国际社会对亚投行倡议反响如此热烈,正是因为期待这家新机构会比现有多边开发机构更加高效。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亚投行投资部门了解到,亚投行学习和扬弃了其他国际开发性银行和商业投资银行的经验和教训,在贷款和投资业务管理上进行了很多创新,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这包括:根据银行实际,优化并力求精简贷款和投资管理部门的设置,防止出现机构冗余臃肿的现象;重视职能部门之间分工与协作,在明确部门职责的同时,避免部门之间各自为政与相互扯皮;注重扁平化管理,减少管理层级,项目经理和银行高级管理层可以在第一时间开展业务层面直接交流;强化项目前期准备,缩减项目审批次数,从项目立项到上报董事会审批,一般只需经过两到三次审查。
  据亚投行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这些创新,亚投行大大缩短了投融资项目的审批时间,就目前已批准的24个项目而言,平均每个项目的审批时间为3.5个月。
  同时,也有很多人心存疑虑:中国作为大股东会否操纵亚投行,使其成为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手段?2017年,亚投行先后获得穆迪、惠誉和标普最高信用评级,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零风险权重的认定。这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是掷地有声的回答: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已将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和IMF放在同一水平上。
  穆迪称,给予亚投行最高信用评级主要是考虑到其稳固的治理架构,包括风险管理政策、资本充足水平和流动性等因素;惠誉表示,亚投行的管理标准高、战略清晰、对私营部门的风险敞口控制良好,确保了其低风险的业务状况;标普认为,亚投行的管理层实力强大、权力均衡,举贤任能而不受政治因素影响,这将有利于该机构履行其宗旨。
  “能拿下3A是对银行的管理,特别是风险管理综合考察的结果。3A评级与博士学位不同,博士学位拿到了就是终身的,但评级不是,如果银行经营不好,3A评级任何时候都可以下调,因此,我们需要不懈地努力。”金立群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公司治理是令他最为自豪的成就之一。两年里,亚投行高效地完成了建章立制和组织架构搭建,理事会、董事会与银行管理部门之间建立了透明并且权责清晰的治理机制,不设常驻董事会是其重要的创新和改革。金立群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下一步,亚投行管理部门将加强问责制度。
  已投资24个项目42亿美元
  截至目前,亚投行已在12个成员国开展了24个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项目贷款总额42亿美元,撬动公共和私营部门资金超过200亿美元。
  与世行、亚行等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定位不同,亚投行的使命是加快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搭建融资平台、促进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与“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亚投行不是专为‘一带一路’所设,但‘’一带一路符合我们投资方向,所以我们会积极参与,义不容辞地支持。”
  两年来,亚投行参与了巴基斯坦M4高速公路项目、孟加拉国电力输送升级和扩容项目等多个项目,都可被纳入“一带一路”的框架下。这些项目的投资建设,对改善借款国的城市设施、交通、能源供给能力和使用效率,促进区域互联互通有着重要意义。
  可持续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推动更多私人资本参与,被亚投行列为三大战略重点。从行业来看,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在投资中占比较大,足见亚投行的核心关切。2017年,亚投行首次涉足了光纤宽带网络、太阳能项目和地铁项目,支持的项目对象进一步扩大。
  从区域来看,亚投行所投项目大部分位于亚洲及周边发展中国家。2017年,董事会批准了首个域外项目,亚投行宣布向埃及太阳能项目提供2.1亿美元贷款。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亚投行并无针对成员的所谓“国别策略”,任何符合亚投行宗旨、能为亚洲带来益处的项目都有机会获得投资。金立群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透露,2018年会考虑支持更多的域外项目,以响应域外国家的预期。
  尽管贷款发放给了主权担保项目,亚投行对非主权担保项目也未忽视,它两年共支持了6个私营部门项目,占所投项目的四分之一。金立群认为,低收入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有大量积压工程,亚投行与私营部门合作,可以让这些国家在不增加债务的基础上获得投资。
  去年6月,亚投行公布了“亚洲可持续能源战略”。金立群公开表示,亚投行是《巴黎协定》的推动者和支持者,将努力帮助成员实现《巴黎协定》相关减排目标,向低碳社会转型。作为走在时代前沿的新兴多边机构,亚投行也适时地将“应对气候变化”调整为未来支持的重点方向,首个对华贷款项目就十分切题。
  去年12月,亚投行批准了2.5亿美元贷款用于“北京空气质量改善和煤改气”项目,这一项目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据了解,该行今后将继续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在华投资项目,以及完善边境地区“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项目,但是中国不会大量借款。
  另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2017年,亚投行探索开展了三个股权投资项目,分别是印尼区域基础设施发展基金、印度基础设施发展基金和IFC新兴亚洲基金。
  亚投行有关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亚投行投资基金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能够推动更多私人资本投向基础设施领域。亚投行的参与可撬动更多资金投入该基金,而当基金进行投资时,也能带动基础设施项目获得更多的股权和债权融资,因此对于吸引私人资本有较大的“乘数效应”。
  为确保基金投资的项目质量,亚投行会以严格的程序来筛选基金公司,只与有正确投资策略和良好记录的基金公司合作,并且基金公司也必须按照亚投行的环境和社会框架,或与之相等的高标准来运作。
  该负责人称,未来亚投行还会考虑投资其他的基金,但必须符合银行的战略重点和对投资回报的预期。预期回报率取决于对项目风险和发展影响的评估,如果项目对推动地区发展的意义较大,则能够接受相对低一些的收益。
  从筹备阶段开始,亚投行就积极发展与现有多边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在24个贷款项目中,有16个是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联合融资完成的。金立群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未来亚投行将把开发重点更多地放在自主融资项目上,因此也会加大对一线工作人员的招聘力度。
  “我们已经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度,人员配备也逐步到位,并且拿到了3A评级,下一步会在适当时候进入国际市场发债融资。这个是我们正在积极考虑的,但要看窗口机会。” 金立群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亚投行预计最早将在今年6月底前发行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发行规模将在10亿美元到30亿美元之间,期限或为三到五年。